公共支出

2015年，全球公共教育支出中位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4.7%，处于《2030年教育行动框 架》提议的4%至6%范围之中。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支出比例在3.7%至5.1%之间。但 是，2014年公共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总额的14.1%，低于框架提议的15%至20%。至少33个国 家，不论贫富，都没有达到这些教育融资基准（图18）。

援助支出

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，对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教育援助需在2012年水平上 提高六倍。相反，2015年的教育援助总额却比2010年低了4%，尽管同期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 增加了24%。教育正在从捐助方的重点优先事项中移出。其在援助总额中的比重连续六年下 降（不包括债务减免），从2009年的10%降至2015年的6.9%。

选择目标需要更加精准，以便更好地说明受援国的融资缺口。2014年低收入国家得到 了全部教育援助的21%和基础教育援助的29%，2015年则分别降低至19%和23%（图19）。就地 区而言，全世界一多半失学儿童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，2015年该地区获得基础教育援助的 26%，不及2002年水平的一半。

2016年教育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增长超过50%，达到3.03亿美元，但是紧急情况下教育供 资仍然捉襟见肘，占总额的2.7%。

鉴于目前的教育援助水平远低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4各项具体目标的需求，现有和新 制定的可能有助于恢复平衡的计划值得密切关注。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有望在2018年初完 成其增资活动，如果顺利，将使年度支出水平翻两番。

建立国际教育融资机制，最初是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的提议，因在2017年7月 汉堡首脑会议上被纳入《20国集团领导人宣言》而得到推动。该机制的目标是扩大开发银行 对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贷款能力。

最后，由儿基会主持的“教育时不我待”基金旨在转变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服务，不仅是 在危机爆发时快速部署资金，而且关键是帮助消除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之间的分隔。捐助方 需要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，确保这三项举措相辅相成，并且不增加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或导致 重复工作。

家庭支出

教育费用没有得到充分考虑，它是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家庭参与的一大障碍。许多部委 都没有把公共和私人支出看作一个综合整体。而且，家庭调查缺乏标准化意味着可能会过 高或过低地估算家庭总支出。教科文组织、经合组织和欧统局已经创立了一项标准，但它 没有对调查设计发挥充分影响。

包含家庭支出，可改变对国家教育投资的认识。例如，萨尔瓦多政府教育支出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法国政府低两个百分点，但是萨尔瓦多整体支出更高，因为家庭将占国 民生产总值3%以上的资金用于教育。一般而言，在教育总支出中，低收入国家由家庭负担 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国家。

在有相关数据的国家，教育总支出中由家庭负担的比例各不相同，高收入国家15%， 中等收入国家25%，低收入国家32%。除欧盟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外，在三分之一以上的国 家里，家庭负担份额占到总支出的30%以上。在柬埔寨，2011年的家庭负担份额达到69% （图20）。

借鉴卫生部门的经验，引入国民教育账户

由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、教科文组织统计 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支持的国 民教育账户框架，是一项可比较各国公共与家庭教 育支出的工具。其目标是囊括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 各级教育，包括职业培训，并且涵盖所有提供方和 资金来源。

应当借鉴其先行者国家卫生账户体系的经验。卫生账户体系2000年商定，2011年修 订，112个国家据此框架制定了账户。然而，采用这一体系的国家数量不够多，且有人批评 它是一个由捐助者驱动的项目。能力不足意味着账户有时依赖国际顾问，并且集中在部门 的某些领域，因此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为国家所主导。关于教育账户，数据必须对国家政策 制定者有用，特别是对预算编制有用，并且必须提供资源来宣传其作用。

2016年完成的国民教育账户试点项目，显示出在评价和重组融资机制以及促成国际可比 性方面的潜力。接下来应在教育支出数据收集行为者中组建一支国际工作队，并建立一个 各国能够分享知识和挑战的平台。

接下来应在教育支出数据 收集行为者中组建一支国 际工作队，并建立一个各 国能够分享知识和挑战的 平台。